他們是我生命中閃亮的星



和周繼道(中)老師重聚,前排右一為作者

文/韓汝寧

沒有她,我這個殘疾孩子可能就沒學上

我在求學路上遇見的第一位貴人,是我的啟蒙老師趙淑卿,是她,決定瞭我一生的命運。

我幼年住在東四十一條,在八條和十二條各有一所小學。七歲、八歲那兩年,母親帶我去十二條小學報名,都因為我身有殘疾沒能錄取。後來,幾經輾轉,我陰差陽錯地到瞭十一條,那裡新開瞭一個隻有5間教室的小學。

負責招生的,是一位年過半百的女教師。她和藹可親,頭發花白,飽經滄桑的臉上皺紋很深,身穿一件竹佈色的襯衫,非常挺括、平整。雖是熱天,但領口和袖口的扣子都扣得整整齊齊。說話時習慣瞇起眼睛,顯得更加慈祥。

我至今還記得她當時對母親說的話:“這孩子越是身體這樣,越該讓她念書,將來幹不瞭體力活兒,也好憑文化做點事兒!不然,得您養活她一輩子。”母親聽到這樣暖心的話,熱淚盈眶,恨不得跪下磕頭!那一刻,在我幼小的心靈裡,第一次感受到父母之外的愛!

這就是我的啟蒙老師——趙淑卿!她也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,除瞭語文和算術,還教我們音樂。

她從識字的工具——拼音開始教起。當時還沒有漢語拼音,學的是國音字母“播、坡、摸、佛”。記得語文書的第一課是“一、二、三”三個漢字,教材裡沒有拼音的課程,所以趙老師就先不講課本,而是把每個拼音字母寫在大紙板上,掛起來,逐個字母地教,直到拼音都學會瞭,才教第一課書。現在想想,如果我一直在傢裡跟著父母,隻是單純地學識字,不會拼音,不會查字典,不會使用其他文化工具(包括電腦),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。我真慶幸趙老師讓我走進瞭校門!

趙老師雖然隻教我一個學期,但那卻是我人生中多麼重要、多麼關鍵的半年啊!如果說我的人生是一條路,那麼,趙老師就是在路上鋪下第一塊磚石的奠基者!這之前,我的人生,隻能算作是彎彎曲曲的泥濘小徑,遇見趙老師後,我的人生才走上正軌,步入大道。

趙老師對我的照顧簡直是無微不至。因為身材矮,學校的課桌椅我用著吃力。趙老師對我母親提出,給我帶個厚棉墊子,讓我坐在上面上課。由於棉墊子沉,矮小瘦弱的我帶著它走路,非常吃力,母親就每天夾著墊子上學送、下課接。趙老師發現瞭,就告訴母親,下課後可以把墊子放在學校傳達室,我自己去取和送,不必每天都麻煩母親瞭。事情雖小,卻讓我母親好感動!

趙老師給瞭我許多特殊照顧和關心。她看出我的自卑,不和同學們一起玩兒,對集體活動冷漠,就經常在課堂上提問我,而我每次回答完,她都大大地表揚一番。為瞭不讓同學們看不起我,她就讓我經常站到講臺上給大傢講故事,她相信我可以講出許多故事。這樣,慢慢地我敢講話瞭,願意和同學們接觸瞭。

遺憾的是,由於我的幼稚,當時就沒想過回報。更最遺憾的是,轉出十一條小學後,再沒有和她聯系,我更沒有回去看過一次她老人傢!如今,陰陽阻隔,什麼時候想起來,我心中都會痛!

對不起王老師,台中靜電油煙處理機出租這輩子沒成為學者或文人

我在小學三年級的寒假,轉學到阜外大街小學讀到畢業。六年級的班主任王貴芬是我小學的最後一位恩師。這位不到25歲、圓臉、短發的東北女子,戴著厚片的近視眼鏡,卻並不嚴厲。

當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時期,缺吃少喝的歲月,全傢經常挨餓,但因遇見王老師,這一年我的心情始終快活、開朗,學習上更是風生水起,得意洋洋!可能因為學習好、守紀律,我受到王老師的喜歡,進而,這又成為我在學習中更加自覺的動力。

為瞭提高畢業考試的作文水平,王老師讓我們練周記,我堅持每星期一早上都交給王老師一篇,每次老師都會詳細批改。在我記述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開幕的周記上,王老師肯定瞭我的優點,也指出瞭記敘文要註意層次,突出重點。我當時並沒有完全領悟這個批語,也沒意識到自己在詳略安排和語言簡練上的問題,隻是對寫周記饒有興趣,樂此不疲。

我最得意的一篇作文《歡樂的操場》,好像是1961年春天寫的,是模仿課文《歡樂的漁港》。那篇課文把時間地點、人物形態、語言動作和漁港氣氛都描寫得細膩、生動。我完全按照課文的結構順序寫,漁港換成瞭操場,卸魚的過程換成課間十分鐘,把卸筐、過秤、搬運、推車的人,換成瞭練單杠、打乒乓球、跳繩、擲沙包的同學,連結尾也模仿課文的(漁船離港,人們散去後)“港口又逐漸恢復瞭原來的寧靜”,寫道(上課的鈴聲響過以後)“操場上又逐漸恢復瞭原來的寧靜”。還把課文中“姑娘們銀鈴般的笑聲”,移在跳繩的女生身上;把“漁民們醬紫色的皮膚在陽光下閃著光亮”,改寫成“雙杠上男同學的皮膚在陽光下閃著光亮”。可以說就是把課文的內容改動瞭一番,沒有自己的創新。

這隻能算是篇模仿稿,也許遇到別的老師,反會覺得是抄襲,或者東施效顰。可是,不知道為什麼,王老師認為這是我寫得最好的一篇作文。在畢業臨分別時,王老師讓我把作文本留給她,說還要給以後的學生當范文。

六年級寒假開學後,面臨我們人生的頭一次升學考試,王貴芬老師不敢掉以輕心,如果不是因為勞逸結合,她真想多留些作業,還特別強調畢業模擬考試。在第一次模擬考試中,全班隻有我一人語文、算術雙百分。王老師認為我有可能是全班升學考試裡分數最高的,所以讓我第一志願報考師大女附中。可我的父母認為,從我傢到師大女附中交通不便,想讓我報女三中。我猶豫不定,最後沒有聽王老師的話,放棄瞭師大女附中,讓王老師不免失望,好在和我同班的弟弟成為兩個班中唯一被北京四中錄取者,才讓王老師感到些許欣慰。

記得考試那天,因為不準班主任老師監考,王老師就一直在辦公室坐等。算術考試後,隻要一看答案,基本就可以知道成績,語文則必須把全部試卷看一遍。王老師簡單看瞭以後,就趕快回教室對我們說:“作文題目是《我們兩個是好朋友》,你們有的人把內容都寫成瞭《我的好朋友》,怕要跑題丟分。”接著她又說:“韓汝寧就扣題特別緊。”同學們立刻問我怎麼寫的,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說:“我寫瞭朋友怎麼幫助我,我也怎麼幫助瞭她,最後一句是:我們倆真是好朋友啊!”王老師說:“你們聽明白瞭吧,得寫互相之間的事,不能光寫一面。”等我進到中學以後,才知道我的升學考試成績真是雙百,我這才相信,說我的作文好,不是王老師偏愛我!

我曾經幻想,初中畢業,身體也許會好一些,吃喝充足以後,我高中再報考師大女附中,為王老師爭氣!可惜後來未能如願,我這一輩子沒有成為學者和文人,白白地辜負瞭王老師的精心培養和哺育,我愧對王老師哦!

王貴芬老師,現在,您在哪裡呢?

他把“夕陽”錯寫成“昔陽”後……

1962年暑假後,有十位年輕的大學畢業生,分配到女三中任教。其中的周繼道老師是貴州遵義人,畢業於貴陽師范學院。他具有我國西南地區人的典型特點:矮小精悍,圓圓的娃娃臉,充滿陽光,胸前別著一枚團徽。在我校所有的男老師裡,他是最年輕、最漂亮也最富有朝氣的瞭。他雖然嗓音不洪亮,但少有口音,講課清晰,板書遒勁,下課以後,操場上經常有他的身影。彼時,從各班同學裡抽出最好的球員,組成校排球隊。青年教職員工也組織一支男女混合球隊,其實質就是學生的陪練。周老師是教師隊的主攻手。

我初一的作文成績,始終沒有進入優秀的行列。當時規定86分是5分,85分算4分。初一我除瞭一次87分,其餘都不高,也沒有再想過自己的作文能打翻身仗。

出乎意料,周老師第一次作文講評課,就聲情並茂地朗讀瞭我的作文。我今天已經記不清周老師的評語瞭,但令我難忘的是,周老師在讀的過程中,有兩三次停下來,掏出筆,在我的作文本子上寫瞭什麼,我坐在第一排,看得特別清楚。我以為,是我有的錯別字或者病句,他在批閱時漏掉瞭,到朗讀時才發現,原來是我的分數被改過三次,每次增加2分,由86分加到92分。我恍然大悟:原來周老師是越念越覺得我寫得好,一邊讀一邊加分。這之前和之後,我再也沒見過這麼給作文打分的老師。

是周老師,一下子掃掉瞭我進入中學以來對於自己作文的不自信,我仿佛又回到瞭小學時那種對作文的喜愛和充滿信心。我決心重打鼓另開張,像小學時那樣,下大力氣,寫好自己的每篇作文。從那時一直到高中,我的作文成績始終很好!

60年代,語文課本加入毛澤東的著作,有的是全文,有的是節選,而這些課文則一律要求背誦。在講完瞭節選自《論聯合政府》的《批評和自我批評》這課書以後,我們都準備瞭背誦。就在周老師要檢查的前一天下午,他在球場上把腳摔傷瞭,我沒有去看球,聽說好像骨折瞭。倉促中,其他老師也抽不出來代課,每當語文課,就隻能看書或者自己隨便寫點什麼。

兩三個星期後的語文課時,沒想到周老師突然瘸著腳、架著拐來瞭,原來他是韌帶撕裂,不是骨折,隻是我們一下子就傻掉瞭!更意外的是,周老師一上課就竟然提問:“上次留的背課文,都準備好瞭嗎?誰能背?”大傢面面相覷,沒一個人舉手。我心裡超後悔,早自習時沒有復習,這麼多天,早把背誦課文的事忘瞭!

更糟糕的是,他不點語文課代表,而是讓我來背。我別提有多麼不樂意瞭!我覺得周老師偏向課代表,是找我的茬兒。這是我第一次,也是唯一的一次對於周老師的憤憤不平!我非常不情願地站起來,硬著頭皮背下去。課文的第一句“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,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”,我在慌亂中丟瞭“顯著的”裡面的“的”字,接下去,不是少瞭“的”,就是多瞭“地”,一會兒添個“著”,一會兒又丟個“瞭”,雖然沒有哪個句子是錯的,但是我課下一看書,卻有五六處這樣的錯誤。

坐下以後,周老師竟然說:“行,還不錯,算是5分吧。”我可不滿意瞭!什麼叫“算是5分”呀?我如果知道今天檢查,我準備好瞭,保證背得一字不差,能得個硬邦邦的5分,我和全班同學誰能想到周老師會“台中靜電油煙處理機租賃突然襲擊”?可是我哪裡敢和老師“講理”呢?

我成人後才體會到周老師的用心良苦!他完全是把我當成瞭最好的學生,對我充滿瞭希望,也充滿瞭信心。他知道,背誦是我的強項,即使在無把握的情況下,也不會有什麼問題。他是在同學們面前,顯示我的特長,樹立我的威信,同時,也是培養我的自信!

雖然和周老師相遇在半個多世紀前,但是他對工作的極端負責和對技術的精益求精,烙印在我記憶裡,歷經50多個春秋的風雨而沒有磨滅。

大約是1963年春夏,在一次分析語文課文裡的景物描寫時,他逐個提問:“這是什麼時間的景物?”有的說是太陽落山時,有的說是天快黑時,也有的答是傍晚時,還有的回答是黃昏時。周老師說應該是夕陽西下時,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瞭四個鬥大的字:“昔陽西下”。我頓時愣住瞭!記起看過的小說裡都是“夕陽”,怎麼老師寫的是“昔陽”?錯瞭吧?我立刻舉手。可是才幾秒鐘,又放下瞭:難道我沒有記錯嗎?難道我比老師懂得還多嗎?別臭顯擺瞭!猶豫之後我決定不說瞭。

周老師不知道為什麼,也突然愣瞭幾秒鐘,還瞟瞭我一眼,看我手放下瞭,也沒有叫我,就繼續講到下課。

兩三天後又到語文課時,他一到講臺上就說:“先講個事情:上次的課裡講錯瞭一個地方,應該是‘夕陽’,不是‘昔陽’!”並在黑板上分別寫下瞭這兩個詞,還在“夕陽”下面重重地打瞭個大對勾,在“昔陽”的下面劃瞭兩條橫線。我想,從今往後,同學們一定不會分不清這倆字瞭!

我本來已經把此事忘瞭。偶然一次和語文課代表吳夢真閑聊時,她無意中說她去老師宿舍拿作業本時,看見周老師床頭貼著兩張大白紙,各自用粗毛筆寫瞭一個非常大的字。隨後她就拿鉛筆在書皮紙上寫下瞭“夕”和“昔”。我馬上明白瞭,心裡頓時升騰起對於周老師的敬仰和欽佩:他是何等的嚴格要求自己啊!一個我僅在小說裡讀過的詞“知恥近於勇”,閃進腦海!周老師是真勇敢,在集體宿舍竟然公開自己曾經出現的錯處,並時刻督促自己,用今天的話說,應該叫作“勵志”吧?

周老師,如今從中學的校長、黨總支書記的崗位上退休十餘年瞭,當年那台中靜電油煙機出租個青澀的小夥,現已是年逾古稀的教育專傢。每當我捧起周老師贈送給我的他的著作時,就企盼著今生還有機會,再睹恩師的慈顏!

每周開校會時,她吩咐同學們輪流為我搬把椅子

我第一次在初二的代數課上見到王維華老師時,就對她那清晰無比的口齒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她三十左右的年紀,剪著齊耳根的短發,無論穿什麼顏色的上衣,也無論春夏秋冬,總配一條草綠色的軍褲,使我意識到,王老師是部隊轉業幹部。

王老師中等身材,偏瘦,長長的睫毛下面,一雙眼睛不算大,而且總是在眨動,我總在猜想她是否有沙眼?她的聲音不高,甚至比較低,可是她一講課,我仿佛就不覺得她聲兒小瞭,因為她的每個字,都讓我聽得清清楚楚。王維華老師講課的最大特點,就是條分縷析,每節課、每道題、每個計算步驟,都講授得層次清晰、嚴絲合縫,絕無拖泥帶水的車軲轆話。

初三時王老師改為教邏輯推理更強的幾何課,並且擔任瞭我的班主任,從此對我傾註瞭更多的心血。三年自然災害過去後,每星期一早上的第一節課是校會,聽校領導佈置各項安排。我站那麼久,又無可以依靠的建築物,十分吃力。沒有辦法,我把雙手伸進褲子口袋,用力往下撐著,以緩解上身的沉重!日子多瞭,罩褲的口袋都碎成佈條。母親總奇怪“褲兜怎麼還能穿破”,我無言以對。初三第一次校會結束,回到教室裡,王老師說:“先說個事兒,韓汝寧同學身體不好,以後全校大會時,你們不管是誰,要有一個同學替她搬一把教室裡的椅子,讓她去坐著開會。我就不指定是誰瞭,誰都應該助人為樂。”我頓時臉紅到耳根,我想站起來說“不用,我能堅持”,可是一來我從不敢反駁老師,二來我也真是站立困難,便沒有說。從此總有坐在靠近教室門的同學,搬瞭自己的座椅去會場。

有一次,教室門附近的幾個同學都忘記瞭拿椅子,我不好意思提醒,隻好站著開會。會議結束,照例是由班主任過來,領著自己的學生回教室,王老師問:“你就一直站瞭這麼半天啊?”我苦笑著點點頭。回到教室,王老師說:“以後你們拿椅子的同學,不要拿別人的椅子,就搬韓汝寧她自己的這個。”然後又對班長說:“李剛,以後你出去時繞到前面來看一眼,如果她的椅子還在,就是別人忘瞭,你給拿一下。”果然以後我再也沒站著開會瞭,而這竟然延續到我高一和高二,因為李剛高中恰巧也和我同班。王老師對於我這個殘疾者註入瞭比健全孩子更多的關愛,尤其是她那種慈母般的心腸,柔軟得讓我終生難忘!

1995年,是我最後一次回母校看王老師,並且留下瞭唯一的合影。如今隻有心香一瓣,敬獻給天國中的她瞭!

配圖/老樹畫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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